歷史文獻是主要源泉
中國的歷史文獻汗牛充棟，可謂是造船技術史的主要源泉。
中國有著名的二十四史，《史記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，與后來的《漢書》《后漢書》《三國志》合稱前四史�！稘h書·地理志》詳細記載了西漢時期中國船舶開辟了從廣東沿海的徐聞、合浦，經南洋諸島到達今日印度半島的“海上絲綢之路”；《宋書·武帝紀》記有盧循所造八槽艦事，這八槽艦就是帶有八個水密艙的戰(zhàn)船；《南史·王鎮(zhèn)惡傳》記有晉朝大將劉裕的部將王鎮(zhèn)惡，在進擊建都長安的后秦時乘用槳輪船的事實；《舊唐書·李皋傳》記載了李皋運用槳輪船的成就；《宋史·虞允文傳》記載長江“采石之戰(zhàn)”創(chuàng)以1.8萬人勝40萬人的輝煌戰(zhàn)績，其中虞允文和車輪船都功不可沒；《宋史·張中彥傳》記述了我國早期利用滑道下水的造船技術；《明史·鄭和傳》記鄭和下西洋“造大舶，修四十四丈、廣十八丈者六十二” 。
因此，可以肯定地說，中國的歷史文獻是論述中國造船史的主要源泉。
舟船與文物考古不可或缺
中國古代史學著作以及其他學術著作，對于研究與論述中國造船史是必要的，但卻并不十分充分。因為許多著作對船舶技術的論述往往缺少細致準確的描述，更缺少圖樣。而古船及相關文物的發(fā)掘與考古對研究與論述中國造船史則是不可或缺的。
浙江杭州蕭山跨湖橋遺址出土的8000年前的獨木舟，不僅在中國、在亞洲是首例，即使就全世界來說也是罕見的，凸顯了中國造船歷史的悠久與輝煌；江蘇如皋唐船和江蘇揚州施橋唐船都具有水密艙壁，證實了文獻記載的5世紀初晉代義熙年間盧循發(fā)明與使用水密艙壁是可信的；天津靜海發(fā)現宋代河船帶有堪稱世界上最早的平衡舵實物。
此外，泉州灣宋代海船、寧波宋代海船、“南海一號”宋代海船、“華光礁一號”宋代海船、韓國新安海出土的中國元代貨船、蓬萊相繼出土的4艘明代海船以及山東菏澤元代河船、山東梁山明代河船等，都生動地闡明了中國古代船舶的技術成就。
繪畫作品是重要泉源
繪畫作品中的船舶通常具有微觀的形象，當然也是研究中國造船史的泉源。如晉代顧愷之的《洛神賦圖》描繪了洛神乘雙體畫舫嬉游的生動畫面，其所繪的雙體畫舫當為晉代雙體船的珍貴形象資料；唐代張虔的山水畫中的帆船具有軸舵，由此可確認最晚到唐代就出現了軸舵。
宋代張擇端的《清明上河圖》成畫于政和、宣和年間，是一幅描繪北宋都城汴京社會經濟生活的宏偉巨著。在這幅長達5.25米的長卷里，畫家以生動完美的技巧，如實地表現了從寧靜的春郊到汴河上下的眾多景物，河上大船浮動，街上車水馬龍�！肚迕魃虾訄D》中的船舶給出了宋代汴河船生動而準確的形象�！�
《科學新聞》 (科學新聞2017年11月刊 佳作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