嚴濟慈從小聰穎好學，刻苦上進，數(shù)理方面尤為出眾。中國著名的翻譯家、當時東陽中學的英語教師傅東華十分喜愛這個學生，為他取表字“慕光”，寓意希望他追求光明和真理。

   大學期間，嚴濟慈頗受著名數(shù)學家何魯、熊慶來和物理學家胡剛復教授的賞識并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(yè)。因為東南大學剛成立，其他同學尚未達到畢業(yè)要求的學分，嚴濟慈因此成為東南大學第一屆唯一一位畢業(yè)生。

   1923年10月，滿懷學習國外先進科學理想的嚴濟慈，赴法國巴黎大學深造。在補習了半年法文之后，他僅用一年時間就考得巴黎大學三門主科——普通物理、微積分和理論力學的文憑，并獲數(shù)理科學碩士學位。這在巴黎大學史無前例，嚴濟慈一舉成名。

   1925年10月，嚴濟慈師從著名物理學家夏爾?法布里教授，攻讀博士學位。經(jīng)過一年半的研究，嚴濟慈精確地測定出“晶體壓電效應反現(xiàn)象”，證實了比埃爾?居里的設(shè)想，解決了這一40余年懸而未解的難題。

   1927年春，剛剛當選法國科學院院士的法布里，在他首次出席法國科學院的院士例會上，宣讀了嚴濟慈完成的博士論文《石英在電場下的形變和光學特性變化的實驗研究》，這是法國科學院第一次宣讀一位中國人的論文，震動了法國物理學界。嚴濟慈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精確測定石英壓電定律“反現(xiàn)象”的科學家，也成為第一位獲得法國國家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。第二天，《巴黎晨報》第一版顯要位置便刊登了《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國學者嚴濟慈》的新聞，并配有法布里和嚴濟慈的醒目照片。在那樣一個國人頗受歧視、被辱為“東亞病夫”的時代，這不僅是嚴濟慈個人的榮譽，更是所有中國人的驕傲。

   法國一些知名科學家想邀請嚴濟慈到他們的實驗室工作，但嚴濟慈歸心似箭。在致岳父的信中，嚴濟慈寫道：“吾人學稍有進，對國家責任，亦更加加重，尤宜努力前進。”

   1927年7月29日，嚴濟慈啟程回國。在回國的郵輪上，他結(jié)識了國民黨元老、留法前輩生物學家李石曾及留法的青年美術(shù)家徐悲鴻。嚴濟慈和徐悲鴻雖是初遇，卻一見如故，特別投緣。途中，徐悲鴻還為嚴濟慈畫了一張肖像素描，并題寫了一行法文小字：“致我的朋友嚴濟慈——科學之光”。

讓科學研究在中國大地上生根

   回國后，嚴濟慈同時執(zhí)教上海大同大學、中國公學、暨南大學和南京第四中山大學。他還參與籌建“中央研究院”理化部分，任理化實業(yè)研究所（后分為物理、化學和工程三個研究所）籌備委員。

   1928年底，嚴濟慈辭去薪金豐厚的大學教職，準備再次出國留學。這次赴法，嚴濟慈決心要使自己更充實，使科學在中國的土地上生根。他先后在巴黎大學法布里實驗室、居里夫人實驗室和法國科學院戈登實驗室從事研究，兩年時間里發(fā)表了7篇影響力頗深的學術(shù)論文。

   使科學研究在中國大地上生根，只有一些立志獻身科學、努力奮斗的個人是不夠的，還必須在國內(nèi)創(chuàng)建從事科學研究的條件，培養(yǎng)人才、形成隊伍。基于這一認識，1930年12月，嚴濟慈接受北平研究院院長李石曾的盛情邀請，回國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學研究所所長。

   兩次赴法留學，嚴濟慈與居里夫人結(jié)下了深厚的友誼。1931年3月，為了籌建中國放射性實驗室，他寫信向居里夫人求教。居里夫人寄來了含鐳的鹽樣品和放射性氯化鉛，并回信給予了熱心的指導，對籌建中的鐳學研究所致以良好祝愿，希望它“旗開得勝，并逐步發(fā)展成為一個重要的鐳學研究所”。1932年，北平研究院鐳學研究所成立，嚴濟慈兼任所長。同年，嚴濟慈參與創(chuàng)建了中國物理學會。

   在北平的8年時間里，嚴濟慈以“加倍的努力與拼命的苦干”精神從事科學研究。他白手起家，在十分簡陋的條件下廢寢忘食、夜以繼日地工作，在《法國科學院周刊》、英國《自然》、美國《物理評論》等學術(shù)期刊上發(fā)表論文40余篇。其中，嚴濟慈與錢臨照關(guān)于《壓力對照相乳膠感光性能的影響》的研究論文，1932年發(fā)表在《法國科學院周刊》，這是中國科學家發(fā)表在該期刊的第一篇論文。1933年，國際臭氧委員會將嚴濟慈、鐘盛標等精確測定的臭氧在紫外區(qū)域的吸收系數(shù)定為標準值，各國氣象學家每日用此來測定高空臭氧層厚度變化達30年之久。1935年1月，嚴濟慈和法國的約里奧?居里、蘇聯(lián)的卡皮查一起，當選為法國物理學會理事。徐悲鴻贈畫“喜鵲登梅”以示祝賀。

   嚴濟慈認為，北研院物理所和鐳學所做的研究工作，是為中國的物理學辟道路、打基礎(chǔ)。他為物理所的發(fā)展投入了全部心血，選聘人才，籌建實驗室，選定研究課題，培養(yǎng)年輕人，邀請郎之萬、朗謬爾、狄拉克、哈達瑪和玻爾等國際知名科學家講學。到抗日戰(zhàn)爭爆發(fā)前，物理所已經(jīng)成為一個學術(shù)氛圍濃厚、科研成果豐碩、人才輩出的學術(shù)機構(gòu)。

勇赴國難

   1937年5月，嚴濟慈啟程第三次赴法國，此行他有四項任務：一是出席法國物理學會理事會，二是參加法布里教授的退休慶祝會，三是作為李石曾的助手參加國際文化合作會議，四是將錢三強引薦到巴黎大學居里實驗室深造。

   嚴濟慈到巴黎一個星期后，震驚中外的“盧溝橋事變”爆發(fā)。不久，南京淪陷的消息傳來，朋友們勸告他留下，把家眷接到法國。但嚴濟慈認為：“國家處在生死存亡的關(guān)頭，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怎能袖手旁觀。我雖然不一定能夠拿起刀槍，但我有自己的崗位，可以用自己的知識為國家、為抗戰(zhàn)效力。”

   1938年初，嚴濟慈動身回國。途徑里昂時，他接受《里昂進步報》記者的采訪，發(fā)表對中國抗戰(zhàn)形勢的看法。他說：“中國是絕不會滅亡的。中國人民的抗戰(zhàn)是正義的事業(yè)，不管戰(zhàn)爭要持續(xù)多久，情況多么險惡，最后的勝利必將屬于中國人民。作為我個人來說，我將和四萬萬同胞共赴國難。我雖一介書生，不能到前方出力，但我要和千千萬萬中國的讀書人一起，為神圣的抗戰(zhàn)奉獻綿薄之力。”

   嚴濟慈的抗日言行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，給他和尚在北平的家人帶來了危險。他臨時決定從香港上岸，經(jīng)越南到達昆明。經(jīng)過考察，嚴濟慈決定將北研院物理所遷到昆明遠郊的黑龍?zhí)丁?/span>

   從北平到昆明，南北縱橫幾千里，途中不時有日寇的飛機轟炸。在國家存亡的危難時刻，嚴濟慈帶領(lǐng)物理所全體人員以為抗戰(zhàn)服務為重，全力從事軍需用品的研制和與國計民生相關(guān)的應用物理研究工作。在黑龍?zhí)兜钠茝R和簡易平房里，嚴濟慈親自動手研磨鏡頭、測量焦距、裝配檢驗。在他的領(lǐng)導下，物理所生產(chǎn)了1000多具無線電發(fā)報機穩(wěn)定波頻用的石英振蕩器、300多套步兵用的五角測距鏡和望遠鏡、500臺1400倍顯微鏡、200架水平經(jīng)緯儀、50套縮微膠片放大器等，供前線抗戰(zhàn)和后方醫(yī)療、科研教學使用。這是中國自己制造的第一批光學儀器，為抗日戰(zhàn)爭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   1943年11月，因為發(fā)明磨制晶體新方法對國防科學頗有貢獻，嚴濟慈獲得“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”頒發(fā)的獎狀。1946年夏，因在抗戰(zhàn)期間的卓越貢獻，國民政府授予嚴濟慈抗戰(zhàn)勝利三等景星勛章。

為新中國的科學奠基

   1948年4月，嚴濟慈當選為“中央研究院”院士。同年9月，嚴濟慈赴南京參加“中央研究院”第一次院士會議。當時南京國民政府正處于崩潰的前夕，高官政要紛紛逃往臺灣。會議一結(jié)束，嚴濟慈立即返回昆明。目睹國民政府的腐敗，他堅決不去臺灣；他也無意出國，因為他的根在中國。

   1949年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。3月，嚴濟慈舉家從昆明繞道香港回到北平。9月初，已內(nèi)定出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，到北研院物理所看望嚴濟慈，邀請他參加中國科學院的籌建領(lǐng)導工作。面對已經(jīng)展現(xiàn)的發(fā)展科學的宏偉前景和已經(jīng)到來的重回實驗室的機遇，嚴濟慈十分猶豫。他說：“一個科學家一旦離開實驗室，他的科學生命也就從此結(jié)束了。我希望您另覓人選，我也不擅長這方面的工作。”但郭沫若卻說：“倘因我們的工作而能使成千上萬的人進入實驗室，豈非更大的好事！”12月，嚴濟慈出任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主任，全力投入中國科學院的籌備工作。

   1950年6月，中國科學院將“中研院”物理所與北研院物理所合并，重組為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（1958年更名為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），嚴濟慈擔任首任所長。

   1952年起，嚴濟慈先后擔任了中科院東北分院院長、中科院副院長、中國科學技術(shù)大學校長、中國科協(xié)副主席、九三學社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、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重要職務。

   1979年，嚴濟慈和李政道聯(lián)合發(fā)起、領(lǐng)導創(chuàng)建為中美聯(lián)合招考赴美物理學研究生項目（CUSPEA）。該項目歷經(jīng)九屆，共選拔915人赴美攻讀博士學位，培養(yǎng)了一大批高層次人才。1985年，嚴濟慈為CUSPEA留美同學題詞：“勇于好高騖遠，善于事實求是，勞筋骨、苦心志，多做創(chuàng)造發(fā)明。為祖國繁榮昌盛、世界和平安定而獻身！”

光榮入黨

   1978年3月，全國科學大會召開，科學的春天再度來到。一個早年的愿望在嚴濟慈的心中蘇醒了，那就是“爭取成為中國共產(chǎn)黨的一員”。1979年底，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嚴濟慈回顧自己走過的道路，鄭重地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。在申請書中，他發(fā)自肺腑地寫到：“我今年已經(jīng)79歲了，才寫志愿書申請加入偉大、光榮、正確的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我在黨的教育和領(lǐng)導下參加革命工作，已經(jīng)整整30年。我比我的法國老師之一保羅?朗之萬教授于1945年出獄入黨時還晚6歲。所有這些使我不能不感到慚愧。我雖已年逾古稀，但是我沒有遲暮之感。我爭取要做一個共產(chǎn)黨員，求得光榮的歸宿。”

   1980年1月26日，由郁文、秦力生介紹，80歲高齡的嚴濟慈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感慨萬千的嚴濟慈在《中國青年報》上發(fā)表了一篇題為《我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入黨》的文章，他滿懷信心地寫道：“我的信心更足了，信念更堅定了。我要更好地把自己的有生之年，獻給祖國的社會主義現(xiàn)代化建設(shè)事業(yè)。”

   正如他的名字“慕光”一樣，嚴濟慈一生都在追求真理、追求光明。愛科學、愛祖國是他矢志不移的信念。他是一束永恒的科學之光，照亮我們前進的道路�！�

（作者系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所志辦公室成員）